1947年4月1日，晋冀鲁豫部队主力对位于黄河北岸的汲县发起了进攻。选择汲县作为目标的原因是，驻守在汲县的蒋军整32师参谋长王启明和423团团长刘荣宗，实际上是我党地下人员。如果发动进攻，他们将能实现里应外合的效果。然而，出乎意料的是，这场战斗仅打了一天就被迫停止了。
这一切的原因有三点：首先，汲县外的卫河水位突然暴涨，河水将原本的攻击路线——河床——变成了沼泽，致使进攻部队完全无法通过。其次，原本计划控制或炸毁的黄河铁桥，被蒋军援兵——整66师的先头旅占领。此时，由于暴风沙的天气，试图占领黄河铁桥的部队几乎无法睁开眼睛，甚至连黄河的位置都辨认不清。直到4月2日晚上，风沙才有所减轻，攻击部队才得以确认黄河铁桥的位置，但此时黄河铁桥已被整66师的一支部队提前占领。更糟糕的是，就在进攻之际，原计划起义的423团团长刘荣宗竟然叛变了。随着刘荣宗的背叛，王启明只能带着200多名起义部队冲出汲县。
1955年，王启明被授予少将军衔。至于叛变的刘荣宗，在鲁西南战役中整32师全军覆没后，他侥幸逃到武汉。奇怪的是，王启明后来在武汉居然遇到了刘荣宗，并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斥责。至于刘荣宗后来的命运，就没有人知道了。
展开剩余74%由于进攻汲县失败，晋冀鲁豫部队只得向北转移，寻找新的战机。那时的战场态势是，蒋军主力分别对陕北和山东展开进攻，兵力向东、西两个方向调动，战场呈现出一种“哑铃”的局面。在这两军交战的中间地带，双方都采取了守势。我们姑且称这里为“战场的腰部”，也正是中国古代兵法中所说的中原地区。
兵法有云，“得中原者得天下”。蒋军本应善于守卫中原，但他们却反其道而行，调动大量兵力前往陕北和山东。蒋军的战略目标是占领延安，尽管占领延安对实际战争影响不大，但其象征意义巨大。而进攻山东则是为了切断华东与山东、华北和东北之间的联系，通过这种方式削弱我军的后勤供应，从而削弱我军的作战能力。然而，蒋军却忽视了一个致命的战略漏洞。虽然蒋军的头部和脚部十分强大，但如果敌人从腰部发力，头部和脚部就会收缩。即使占领了陕北和山东，最终也必然不得不撤回来。
蒋军能感到幸运的一个原因是，尽管1947年春季我军的实力有了显著加强，但在火力上仍处于劣势。正因如此，冀鲁豫部队当时在中原地区并没有急于发动大规模进攻，而是采取了小规模的试探性进攻。此时，冀鲁豫部队将目光投向了豫北地区。那么，为何选择豫北地区呢？
如果将中原地区比作战场的腰部，那么豫北地区就是这个“腰部”的核心——腰眼。豫北位于新乡为轴心，位于黄河北岸，正好在陕北和山东之间。如果豫北失守，蒋军的陕北和山东之间的联系将被切断。这一点，晋冀鲁豫部队和蒋军都意识到了。因此，蒋军调动了整编第26军王仲廉所部的三个整编师，以及第五绥靖区司令官孙震指挥的两个整编师，并结合地方部队，派遣10余万兵力沿平汉路和道清铁路守卫豫北。
晋冀鲁豫部队的目标很明确：通过攻击豫北，吸引蒋军增援，减轻山东和陕北战场的压力，尤其是减轻陕北的军事压力。晋冀鲁豫部队的进攻计划并不算秘密，这意味着双方的作战意图几乎在一开始就被对方知晓，可以说，这场战斗双方都在“明牌”对决。
蒋军的郑州指挥部也意识到这一点，迅速调动兵力准备应对。蒋军在豫北地区有10余万兵力，而晋冀鲁豫部队的正规军也有大约10万。表面上看，双方兵力相当，但晋冀鲁豫部队还拥有10万民兵和20万支前民工，这一点是蒋军无论如何也无法匹敌的。
在实际战斗中，这10万民兵和20万支前民工的作用不容小觑。支前民工保证了正规军的后勤供给，为他们提供水、食物和伤员救护。民兵则有时能通过换装成正规军的方式，打乱蒋军的判断，使蒋军产生错觉，以为面对的是一支正规军的主力。
蒋军初时没能识破这一战术，吃了几次亏之后，蒋军郑州指挥部下令不得随意出击。这一决策让晋冀鲁豫部队的正规军能够集中力量，展开大规模作战。此时，晋冀鲁豫部队还面临一个难题，那就是如何克服火力上的劣势。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灵活的运动战，诱敌深入，调动敌军的兵力和战力。
在豫北地区，唯一可以进行大规模机动的方向就是向北移动，战术目标是“攻敌必救”，以吸引蒋军的主力向北增援。通过灵活的战术，晋冀鲁豫部队试图引导蒋军进入自己预设的陷阱。
接下来的战斗中，晋冀鲁豫部队通过巧妙的布局和战术部署，成功吸引了蒋军的增援部队，并最终发动了一系列精妙的反击。随着战局的发展，晋冀鲁豫部队逐步撕开了蒋军在豫北的防线，并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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